很久以前，我父親就開始對我說、直到現在仍常說一句安慰人的箴言——我確信他是在哪兒讀到的名言，或是在某本傳記里看到的：“他們會這樣評價你：‘她的人生本身，就是她藝術中絕不遜色的一部分。’”
我記不清他第一次說這話是什么時候，也不記得我做了什么才讓他這么說。但每當我對這些年自己的生活感到沮喪時，他都會用這句話來肯定我——一種在許多方面與他相似、在另一些方面又截然不同的生活。 他也是一名作家，我們倆在二十多歲后期之前都做過并不在乎的其他工作，直到那時我們才有機會更專注于自己的創作與實踐。
不過，就性情而論，我們截然不同。他留在愛爾蘭的家鄉，極為看重日常規律與嚴密結構所帶來的回報。相比之下，我成年后的很大一段時間里，在決定把日子花在哪里、如何度過時，采取的是“喜鵲式”的做法。我曾在多個國家居住，也在另一些國家一待就是幾個月——這種活法起初是因囊中羞澀所迫，但很快我發現本身就樂在其中。每當在倫敦付不起房租，我便離開，去那些聽說需要代養貓或代看房的地方。成了記者后，只要風聲一到有媒體團我就報名，因此同一年里我穿行過葡萄牙中部、挪威和切爾諾貝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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